现任的英孚教育职业车队的首席执行官,Jonathan Vaughters 给我们讲述了他作为职业车手前往欧洲比赛的第一年,以及当时他所见到的根深蒂固的兴奋剂文化。

20世纪90年代的自行车运动,在整个自行车的历史中,简直是臭名昭著的……我的职业生涯不幸在这十年里度过,所以我可以坚定地证明,这种臭名是罪有应得的。那时,职业自行车运动就像最狂野的美国西部,无论在医疗、组织还是经济中……盗贼们才是最荣耀的。

如果你梦想成为职业车手,上世纪90年代的中期可能是最糟糕的时期。更久远年代的自行车运动有着那种魅力和绅士风度,而现在的车坛面临更大的商业压力。揣着梳子比赛?和对手分享香烟?不存在的。90年代的车坛正在吸引那些巨额投资者的目光。

如果你想在20世纪90年代成为职业车手,首先你必须成为一名体育健将,其次你要是一个坚韧不拔的混蛋,愿意跨过很多界线来实现它。理想主义者会被赶出车队大巴,被扔进路边的臭水沟里等死。如果人生再来一次,我不会选择这条路的,我也不会推荐任何人走这条路。不幸的是,我们不能选择什么时候出生,而我曾有一个愚蠢的梦想成为一名真正的自行车运动员。

我在90年代成为职业车手的路,很少有人走过。我与我同时代的美国自行车运动员所走的路线完全不同(美国国家队后来转变成摩托罗拉车队然后走了不一样的路),这意味着我注定要经历一次更不舒服的旅行。一切的开始,是我在1993年的环委内瑞拉上获得了总成绩第二名的好成绩。这个小小的结果引起了一个我从未听说过的新成立的西班牙车队的注意。

几次尴尬的电话和传真之后,我签了一份合同,要去西班牙加入一个业余车队。我用自己仅剩下的钱买了一张去西班牙的单程票(因为已经买不起返程票了)。我父母对这个坏决定不停翻白眼。

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开车送我去了机场。

一到西班牙,我就被送到潘普洛纳的一个实验室,接受传奇人物佩佩·卡拉比格博士的测试。我知道这个人就是测出(环法五冠王)米格尔·安杜兰夸张的最大摄氧量值的人——很多人都知道安杜兰高达88ml/kg/min的最大摄氧量——而我,要接受这样一个传说中的博士的检验,我当然很紧张。

一整天,我都在血检、心电图、最大摄氧量和超声心动图中度过了。最后,传奇博士卡拉比格和我的新车队主管把我喊了过去。我想也许是个坏消息吧,他们会告诉我我不适合做一名职业自行车手,我需要回到科罗拉多州,回家去吧。相反,卡拉比格博士开始兴奋地用一种有点苏格兰口音的奇怪英语向我讲道:“巨大的心室”、“左心室超级大!”“大心脏!”“爬坡快!”“也许未来能赚大钱!”

显然,我的左心室给实验室的人留下了“印象”,他们把一份职业合同递给我,让我在桌子上签了字,合同最后附了一张打印的左心室超声图像。这幅景象就像去做产检,去看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一样。除了在这个例子中,尺寸确实很重要。

我从未作为业余车手在欧洲参加过任何一天的比赛。因为我的左心室很大,我直接签下了这份职业合同。我迫不及待地想兑现第一张支票。总共1500美元。

我签约的这支奇怪的西班牙车队中,有一半是后苏联时期的俄罗斯人。车队的管理层在瓦伦西亚郊外给我们租了一所大房子。我们就像一个快乐的大家庭,除了有一次他们告诉我伏特加可以治愈我的流感。我很快意识到,虽然我的左心室可能很大,但每一周,从周日开始,每一次训练,这些家伙都可以用六种不同的方式踢我的屁股(拉爆我);如果我不洗碗,他们也会用另一种方式踢我的屁股。

他们骑起车来冷酷无情,而我不是这样。我在那里是要实现我儿时的梦想,成为一名真正的自行车运动员,我想拥有的是生活的色彩、欢呼的人群和美丽的山路。他们在那里是因为他们需要工作,他们需要钱,他们需要出路。比赛是为了赚钱,而为了赚钱可以不惜一切。“欢迎来到现实世界,科罗拉多男孩。”这是我真正学到的第一节关于文化和道德相对主义的人生课。但是呢?一年前在哲学课上,我已经很轻松地答辩过了这门课。

我参加的第一个比赛是塞姆马纳·卡塔拉纳赛事( Semmana Catalana),这比赛已停办了,但它被许多伟大的车手征服过:Sean Kelly, Stephen Roche, Andy Hampsten, Gert-Jan Theunisse和Miguel(安杜兰)本人。

我想我会比得很好,因为我有一个很大的左心室,而且我一直在和我的俄罗斯小分队刻苦训练。但是我错的离谱。在上坡、平路、下坡、晴天、雨天、炎热还是寒冷的环境中,我都是最差的车手。最差的。当我心率爆炸的时候,我仍然看着我周围的车手在用西班牙语聊天,还有一个Mapei车队的车手,当进入爬坡,集团开始分裂,他就在大集团最前方,坐起来,双手脱把,做一些奇奇怪怪的动作,并开始用最高的音量,喊一些西班牙语。

我曾经是落基山脉的年轻天才。现在我是一名垃圾车手,一直呆在大集团的最后五名车手中。我很痛苦着坚持着,而另外几位不停地表演着双手脱把模仿超级反派的戏码。

一个又一个赛段,我忍受着这种侮辱,很快我就产生了一种我从未想过会存在的疲劳感。我浑身上下哪里都疼。在经历了四个赛段的比赛后,我已经受够了。所以我退赛了。

我坐着组委会的车到达了终点。我的车队主管对我没有任何安慰或鼓励,而是对我狂喷口水:“你他妈在做这种事情前,最好得到我的许可!我才不在乎你是不是动脉喷张七窍流血,你的脚,不可以落地,除非我同意你落地。你以为你这个月能拿到工资吗?”

这与我从小所处的家乡博尔德的自行车文化相去甚远。

由于固执和害怕回家,害怕被朋友和家人嘲笑,我继续着这种徒劳的努力。经过大量的训练,和我巨大的左心室,我开始有了足够的进步让我至少可以完成比赛。勉勉强强。

我的西班牙语水平也在迅速提高。比赛中高山上,脚下400瓦,嘴上在闲谈,我也慢慢听得懂这些西班牙人在聊什么。而他们聊的内容简直毁了我的三观。聊天的重点是剂量、医生和兴奋剂。难道不用对这种话题保持缄默?这是1994年,我的宝贝!在餐桌上,在比赛中,在训练中,在按摩台上,大家都可以公开地讨论兴奋剂问题。记住,1994年,这是在费斯蒂娜车队丑闻之前,在警察突袭之前,在epo测试之前,在血液兴奋剂测试之前,在红细胞压积测试之前,在弗洛伊德公平基金之前,在奥普拉(让阿姆斯特朗说出真相)之前。

在1994年,没有理由隐瞒兴奋剂,因为这是一个公开的话题和公开的赛季。这是自行车届的日内瓦公约之前的战场。一场毫无控制的军备竞赛。没有有效的禁药测试,没有谁去控制禁药,当然也没有道德难题。这只是当时这项运动的事实。

西班牙车手们喋喋不休地抱怨,并不是抱怨兴奋剂本身的问题,而是抱怨它变得越来越昂贵,而且有些车队让运动员用自己的钱为兴奋剂买单。简直是混蛋!哦,它们从来没有被称为兴奋剂,而是“药物”或“运动药物”。

好的吧,我明白了。运动药物。

这一切的严重性并没有立即影响到我。我更关心的是生活中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和在大集团中的生存需要。

而且,我的车队经理是天主事工会的独身主义者,而且笃信宗教,所以一开始,他非常反对“运动药物”。他是个有点古怪的人,总是劝阻我不要和女孩子们说话,但他确实尽了最大的努力让年轻的骑手们远离严酷的现实。所以,他一直告诉我不要管这些“禁药”的闲聊。在西班牙车坛,还有一些不成文的规则,你成为职业车手的第一年或前两年,你不能吃药——如果你可爱的小生命撑住了这两年,你就能加入禁药的俱乐部了。所以当时,我被告知要多骑车,不要再听他们的对话。我被告知,“药物”对一个新手来说并不那么重要。

我的俄罗斯室友也告诉我同样的话。但我看得出来,他们知道这都是一派胡言。到1996年,车队经理就像是说服了自己,和我说道,用一些“药物”也是可以接受的,圣三一和天主教会不会反对的。因为,到1996年,我已经是当职业车手的第三年了,所以一切OK,禁药俱乐部欢迎你的加入。

现在,当我听到人们谈论当今体育运动中兴奋剂问题有多严重时,他们的谈话都能让我咯咯地笑起来。我只是在想:“伙计,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是‘严重’。与90年代中期相比,现在什么都不是!”

1994年7月,车队让我回美国,因为对于一个不参加环法自行车赛的车队来说,7月发生的事情并不多。和几个月没联系的人聊了几天之后,比如我可怜的母亲和长期受苦的女友,我决定去环吉拉赛,沿着记忆中的小路走一走,顺便保持我的身材。事实证明,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比赛和我刚刚在西班牙经历的完全不同。美国的比赛就像怀旧的时光倒流,回到自行车运动的简单时代。赛前我认为我在大集团中只是一坨翔(原文如此- -),事实证明,一切相反,我是最好的爬坡手,最好的TT手,最好的平地车手,无论天晴,无论下雨,我都是最强的车手。我轻松地赢得了总成绩冠军然后开始反问自己,他妈的西班牙对我做了什么?

当我回到西班牙,带着在家乡获得的成就,我就像小提琴一样健康和充满动力。

这种态度很快就被现实击败了,因为我又一次像一头被篱笆困住的猪一样痛苦。但是,这一次,我不用再苦苦追赶前方180位对手,我已经进步到80名的位置。在我看来,这种痛苦的中间位置让我决定放弃高等教育,和女朋友分手,继续让我可怜的母亲担心。

另一件很棒的事是,我终于离他很近了,而且能学会了足够多的西班牙语,明白了在进入坡道时这个疯狂的家伙在大喊大叫些什么内容。每次大集团开始全力爬坡时,他就会双手脱把,做着健美运动员的姿势,大喊”Viva la quimica!!! Estoy tan fuerte o la quimica me ha hecho asi??? VIVA LA QUIMICA!!!”大致翻译过来就是“禁药万岁!!”我真的这么强壮吗?还是这些化学物质让我变成这样?禁药万岁! ! !”

粗略地叙述了一下,这就是我对20世纪90年代自行车运动的看法。

的的确确,Viva la quim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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