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7月15日出版的《队报》的封面是弗鲁姆，这位身着黄衫的车手正在跑步向着风秃山的山顶进发，那时的他摊开手臂、一脸惊恐，而《队报》的标题也很好还原了那个瞬间——前所未见。
2016年的环法虽不是最精彩的一届，但那个时刻让人难以忘怀。
那是我现场报道的第一场环法，是第二周的第三个赛段，这一天像往常一样开始。为了让同事们在现场都有事可做，我与我的一个同事和《Procycling》的编辑埃德•皮克林一起坐上了这辆组委会的“普罗旺斯巨人”车。
但当我们到达Bedoin时，一切都变了。虽然这听起来是老生常谈，但空气中确实弥漫着一种非同寻常的味道，这种情况在夹杂着现场超过70kmph的西北风时显得更为明显。在坡度开始一点点增加时，这场“屠杀”就开始了。狭窄的道路两旁站满了车迷，这使吹到车手身上的风力减少了一些。但由于山顶的大风使终点向山下移动，车迷们也顺势下山，赛道两旁人满为患。
突然，一位穿着男士比基尼的成年男子挡住了道路，并用拳头砸着我们租来的车。埃德一直摁响着车喇叭，“无论你做什么，都不要打开窗户” ，司机座位上传来了命令。这句命令，是坚定而又焦虑的，似乎夹杂着一些过去未曾说出口的创伤。我没有问，但当一个塑料杯里的黄色液体落在挡风玻璃上时，我顿悟了。
最终，我们安全地从雷纳德小木屋的树林里逃了出来，而且开着一辆功能完好且干净的车。当我们躲在媒体小卡车里观看比赛时，事情确实平静了一段时间，但当我们准备到达终点时，空气中又出现了某种无形的东西——一种紧张和模糊的困惑感。
不管怎样，托马斯·德·根特第一个冲过了终点线，大家都很兴奋，但GC车手还没上来。我发誓我听到领奖台上的播音员说弗鲁姆正在步行前进。当时我并没有真正相信这句话，我不确定这是我对自己的法语缺乏信心，还是仅仅是不相信。尽管如此，播音员还是变得越来越激动，显然发生了什么不寻常、戏剧性的事情。
当车手到达终点线时，他们停止蹬车，但对于在另一边等待的所有人来说，比赛才刚刚开始。
我跟着巴代，记下了一些他的语段，但很快就看到人群聚集在天空车队的队车外，于是我赶紧跑了过去。就是在那里，关于发生了什么事的传言开始流传起来——摩托车撞车了，自行车坏了，弗鲁姆跑了起来。我们等了将近45分钟，才知道弗鲁姆损失的时间被取消了，他仍然穿着黄衫。
在接受黄衫时遭到嘘声后，弗鲁姆从领奖台后面走出来，走向反兴奋剂卡车。与此同时，所有人都在关注同一件事，他身后跟着一大批媒体。他走进卡车，我们在外面等着。记者们争先夺后地卡位，摄像师争先夺后地挤到前面。
然而，这一次没有什么可记录的。半个多小时后，弗鲁姆从反兴奋剂卡车中走了出来，从我们身边走过，一言不发，几乎懒得抬起头。在领奖台仪式前，他只与法国电视台进行了简短的交流，而没有去参加赛后必须的黄衫采访区。新闻发布会的卡车现在已经被拆除了，弗鲁姆径直走到一辆队车里，离开了这座著名的山峰。
在一项由报纸发起的比赛中，黄衫每天与媒体的接触已经成为一种神圣的仪式，尤其是在反复的兴奋剂丑闻侵蚀了公众的信任之后。然而，弗鲁姆与媒体的关系已经非常紧张。2015年的怀疑气氛一直延续，尽管弗鲁姆和天空车队与媒体对攻的状态已经缓和下来，但显然他们仍然不愿与媒体充分接触。
弗鲁姆没有说话，但其他人都说话了。为什么在最后一公里有那么多车迷?为什么没有隔离栏?为什么有摩托车但还没有完全清理道路呢?为什么弗鲁姆与里奇·波特、鲍可·莫勒玛获得相同的时间?
争论十分激烈，但当我们在一个偏僻的小旅馆里写下所有这些新闻时，突然传来一条新闻:一名卡车司机在仅仅200公里外的尼斯制造恐怖袭击，造成84人死亡，人们不禁要问比赛是否应该继续下去。
在风秃山后，第十三赛段的计时赛同样是一个对总成绩起到决定性作用的赛段，也是对黄衫发起冲击的一个赛段，但比赛本身已经不重要了。
似乎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做，弗鲁姆再次拒绝回答问题，而是把他的黄衫新闻发布会开成了一个关于他的第二故乡发生的袭击的声明。这一次，他很难再被吐槽。
如果没有人知道该说什么，那么最终是沉默则是最强烈的信息。领奖台上没有喧嚣的音乐，没有欢呼的人群，也没有激动的播音员。相反，穿着荣誉衫的车手——黄衫弗鲁姆，绿衫彼得·萨甘，白衫亚当·耶茨，圆点衫德根特——一起被带了出来，他们完美地观察了一分钟的沉默。
作为一个记者，去报道环法自行车赛是一个梦想。然而现实情况是，在实践层面上，这是许多自行车媒体人最不期待的活动——压力大，机会少。然而，正如他们所说的，环法就是环法，当它超越了体育的意义时，你会情不自禁地感激自己能成为这样一项特殊活动的一部分。
就像我们在风秃山和在第二天看到的那样，环法自行车赛是一个世界，而不是一个封闭竞技场里的受控体育。它是一个活生生的、有呼吸的有机体。21个赛段和一个精确的路线图，有无限可能的故事情节。
原文链接：Cyclingnews
